作为服务于政府管理的工具或手段

2019-03-24 18:37 作者:产业新闻 来源:w66利来国际

  三、屡遭诟病的科技评价与激励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量化的科技评价屡遭我国学界诟病。90年代初,获奖成为评价一个人或一个单位科学贡献的要素,成为科技人员职称评定或职务提升重要的、甚或“判决性”指标。与此同时,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开始重视以科学论文作为基础研究的评价要素,然而,这一量化导向的评价方式导致了一些人将一组数据拆分为多篇发表以增加论文数量的做法,被学界戏谑为“一个鸡蛋炒几个菜”。面对这一局面,科技管理部门在成果管理方面引进SCI指标,由此形成了激励科研人员在世界有影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有效机制。然而,这一评价方式在激励我国科研人员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量的增长的同时,也引发学界对导致过度量化的评价方式的质疑和批评。

  面对与日俱增的批评,2003年6月,科技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针对当时备受关注的科技评价问题提出了7条指导性意见。但遗憾的是,它被束之高阁。甚至可以说,迄今所涉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消解反而愈加严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与指导性意见相悖,以SCI论文为标准的评价从基础研究渗透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论文论英雄”的职称评定和奖励方式泛化于教育和科研等公共机构。下面是一个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故事:

  笔者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苦于国内发表的不易,于是拼凑了一篇介绍中国某专业领域研究现状的文章,请翻译家改成了英语,最后竟然在国外某SCI期刊发表。虽然文章本身并无多少学术价值,但“发表”本身引起了其所在机构的高度重视,他也凭借这篇文章成功解决了拖延多年的职称问题[1]。

  在这个故事构架中还可以变换出很多种情境,如将“苦于国内发表的不易”改为“苦于没有SCI文章而在职场竞争中屡战屡败”,等等。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深刻地揭示出了我国现有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的关键问题——学术价值的外在性。由此引发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学术价值的外在性是如何发生的?学术价值的异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及结果?

  21世纪初,面对管理挑战,我国的科技评价经历了一次政府主导下的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追求公共R&D投入效率为目标,政府引入绩效评价,作为服务于政府管理的工具或手段。绩效评价是一种以“效率”为核心概念的评价方式,它运用投入—产出比值,通过一套可量化数据来表达。在我国,政府主导的科技评价通过依据评价结果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行政隶属关系,渗透于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评价指标是一种价值表达。在这样一种评价体系中,评价指标的刚性化对科研人员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具有了规定性[9]。

  在这样的评价制度框架下,追求效率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尽管长期以来,过度量化的评价方式屡遭诟病,科技管理部门也试图以增加表达学术质量的评价指标以转变过度量化的评价局面,但终究还是将质量转化为数量,从而难以跨越量化评价的藩篱。

  由此,一种以数量为基准的水涨船高的测算方式建构了衡量学术贡献大小的游戏规则:论文发表数量一期刊影响因子的质量加权—再到被引量的质量加权。在这里,用可量化的影响因子以等价的方式取代难以量化的学术价值——影响因子高意味着成果质量高或学术价值大。这样一套测算方式还可以推演到诸如奖励、课题、咨询,等等(详见表2),从而形成了对科研机构及个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在宏观层面,依据量化指标对公共R&D投资效率的评价及诊断具有其合理性,然而,科研机构及其人员的学术贡献或者一项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是不能仅以“效率”来衡量的。尽管依据量化指标对科研机构及其人员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评价结果一般只是提供了判断其学术贡献的基础,并不具有判决性。当前我国科研领域存在的学术价值的外在性即是混淆了两者间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这里所谓的“学术价值的外在性”,是指对科研机构及人员学术贡献的评价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其不能因科研行为及成果本身的价值获得应有的认同和奖励。一般讲,外在性具有两面性,也即它对行为的影响包括了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例如,以SCI为核心要素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科研人员追求更多地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行为,但也导致了科研活动的本末倒置,即以获取更多资源和更大荣誉为目标追求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行为[9]119。当前对我国过度量化的评价之所以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即是反映了这种科研活动的本末倒置已经到了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的局面。

  科技评价制度的量化偏好对科研行为的形塑,使得我们习惯于以数量为基准的算计,正如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发表本身——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多少,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多少,发表在本领域顶级期刊上多少,等等。它使我们陷入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成功的标准被简单地作为量的问题来对待,进而将“算计”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这与“算计”和为一种生存策略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情境下,对外在价值的追求及其成功案例必须会激发各种投机行为。所以说,当“算计”不再是一种生存策略,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就意味着一种算计文化的形成,并且必须地形塑着我们的学术环境。这或许就是我国现有评价与激励机制难以撼动的根本原因。

  姓名:李真真/黄小茹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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